9月19日，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为“2026中国与世界经济回顾和展望——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确认，授权发布。如中国现在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是72%，这是很不安全的，霍尔姆斯海峡再给你封锁半年一年，对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国家早看到这一点，所以花了很大力气建立石油的战略储备，如果没有这些工作，我们早就出问题了。我们把TFP看成一种非常神秘的，非常了不得的东西，我们要追求的最重要目标。我认为这是对TFP概念的误解。政府掌握相关信息材料，在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安全领域）政府知道中国缺什么。根据Conference board的计算——我认为是比较权威的——无论是全球还是发达还是欠发达经济体，资本存量对GDP增长的贡献占绝对支配地位。至于高到多少我说不清楚，但我认为主观能动性是重要的，在一定范围内事在人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GDP增速是可能高一些的。跟据Conference board的估算，TFP对3.2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仅仅贡献了0.1个百分点，贡献率仅有3%。世界充满未知数， 离开对具体原因的具体分析，在没有经过充分尝试之前就根据人均收入水平或其他指标，断定经济增速已经进入一个低增长阶段，在理论上是非常不靠谱的，在实践中具有很大误导性。为什么政府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制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而不是直接参与制造芯片和其他具体产品的生产。2. 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这也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1990-2016年GDP的年均增速是3.2%，其中，资本存量的贡献是2.8%。而这些信息，企业是不可能全面掌握的。地方政府和沿线老百姓，大概是不会因通过外溢效应得到的好处向高铁运营公司付费的。这种主张提的最多的是克鲁格曼、Grossman、萨默斯这样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家非常喜欢说全要素生产率，但很多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解存在误解。宏观经济只存在两种需要政府干预的状态：其一，有效需求不足、就业不足、通缩。这种项目有什么回报。产能过剩问题应该交由市场解决，除环境影响之类问题政府应该干预外，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应该由企业自主决定。余永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把消灭过剩产能当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或将其与宏观经济增持目标混为一谈。但如果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高，是因为使用了大量的资本（资本装备程度恒高），也不意味者生产效率高。但他们自己在美国强调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政府应该而且只能制定诸如建设六大骨干网络之类的规划，而不是同企业争夺市场，干预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资本产出率处于较低水平。4. 产能过剩不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例如20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有三个“黄金期”：2020年代、1945-1973年和1992-2000年，在这三个时期，GDP年均增长率约为4.7%、4.1%和4%以上（1998年为4.8%）。80年来人均收入增长了五倍多，但经济增速并未因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发生阶段性的下降。其二，经济过热、通胀。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目前是5%。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际并非如此。全国各地城市建得非常好，环境优美，旅游者感觉到非常舒畅，但是他们是不会为此付费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公共投资，投什么不投什么，政府比较容易判断。“十五五”规划就是对基础设施投资饱和的否定，我完全赞同“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蓝图。我建一个灯塔，所有的船只得到了好处，但是你从哪儿收“借光”钱呢。事实如何。我的意思是说，你从微观主体的角度出发，你看不清楚这个东西，但是国家应该能看清楚这个东西。所以你还需要看资本-产出率。强调中国生产效率的潜台词是中国的投资太多，边际收益递减或者干脆是因为投资本身是无效投资。我们对于所谓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的回报率的概念一定要有全面的理解。对应于这两种状态，政府决定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6. 许多学者经常强调基础设施效率低，没有商业回报，并以此为依据反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十五五”规划已经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大家都知道六大骨干网络。特别是萨默斯持续呼吁美国实施大规模基建更新计划，主张利用低利率窗口加大公共资本投入，修复老化基础设施。在拜登基建法案讨论时， 萨默斯强烈支持美国联邦扩大基建支出 ，主张绿色基建、交通、能源网络投资。产能过剩是是行业问题、产品问题、是市场供求问题。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的是产出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增长所解释的那部分，或扣除了所有可测投入增长后的残差。但按2023年美元购买力计算，美人均收入在1920年0.8万美元、1947年2.1万美元、1992年4.2万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公共投资）是否必要主要看社会效益，要看长期效益，而不应该根据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赚钱”。机会难得，我打算借这个机会，简单谈谈我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国际不平衡问题的一些看法。不能用简单的商业回报衡量基础设施应不应该做，应该从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基础设施项目应不应该投资。事实上，无论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到西方正统的新古典主义，没有一种任何一种理论支持经济增长是消费驱动的观点，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些学者认为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个阈值之后，经济收入必然下降。生产效率有三个主要概念，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1. 经济增速下降到目前的5%并非不可避免。某个或某些行业和产品的产能过剩不应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确定。作为残差，全要素生产率被戏称为“对无知的度量”。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十几，日本更高了。5.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远未饱和。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中，最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基础设施饱和，不能再投了。3. 中国的生产效率的概念，并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低。由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公益性，以及巨大的外溢效应，你没法用商业回报、特别是短期商业回报衡量基础设施项目的效益。做横向的国际比较，人均GDP增长在世界是最快之一，因而劳动生产效率不可能很低。资本-产出率越低意味资本使用效率越高。我修了高铁了，高铁运营公司可能还在赔本，但是修了高铁，沿途的省市县都能得到发展。很多人说中国要变“投资驱动为消费驱动”。